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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讲究修辞、盛行语言伪术的年代，我们稍一放松警惕就可能被漂亮的语言所迷惑，被谎言所欺骗，而丧失独力思考的能力，迷失自我，沦为一个被理所当然的律令或流俗观念所囚禁的人。

俄国革命派与民主派早就指出，莱蒙托夫与他的作品主人公是“多余人”，“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边，也永远不会站在人民一边”。平心而论，这一评判也不无道理。莱蒙托夫一如既往地仇视沙皇政府，但也总在警惕俄罗斯的“愚众”；他拒绝和反感任何顺从与平庸，也从无“视人民为上帝”的虔敬心理。

金庸本人涉入政治的程度是比较深的，对政治场中的人情世故的领悟力也强。要不然，作为小说家固然可以虚构出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但却很难写出细节那么致密、信息量那么大的文本片段。我很确定，他写这个片段的用意，是要藉以表现政治场中斗争的具体过程，而不是要让读者过过眼瘾看顶尖高手扎堆比武。

八十年代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家访福建诗人舒婷曾被传为美谈，殊不知早在一九五零年初夏，中共主席毛泽东就携罗瑞卿等高干去北京颐和园登山看望丁玲一家，累得一身是汗。男主人陈明急得赶紧找人买西瓜。丁玲晚年忆及她与毛泽东的友谊时称，“无论毛怎样对待我，我对他仍一往情深”。

我订阅的一个公众号，推出“120年前的今天”系列，9月份开始每天更新一段，介绍谭嗣同在当天的工作和行动。于是，我每天都能感受到谭嗣同工作的艰难，而又因为预先知道结局，更增添一丝悲壮感。9月21日终究来了，谭嗣同推辞掉无数人的搭救，错过了长达三天的“逃生窗口”，终于被捕收监。

这个故事有一种成年人读的故事的紧张感，分析得太多其实容易无趣。分离总是苦，爱而不见，性命都可以折堕。我无法跟三岁的女儿讲述这种情绪。

瓦尔特在对质的盛怒之下曾经对凯蒂说：“我对你根本没抱幻想。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我知道智慧将会令你大惊失色，所以处处谨小慎微，务必表现得和你交往的任何男人一样像个傻瓜。”说的凯蒂哑口无言。

艺人公开诉说，俄罗斯人民一无所有，就像活在屎堆中那样屈辱，但演出没有受到阻止和干扰，并顺利落幕。

红楼梦里的悲剧，并不仅仅是故事性的或者戏剧性偶然性的，而是必然的，正如花一定会凋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奈保尔的书名来自于画家基里科的同名画作…画中有一个码头，有两个穿得严实的人，其中一个也许是刚刚到达的人。奈保尔说这幅景象荒凉而神秘，传达了抵达的神秘。那两个人从哪里来？他们身处何方，又将去往哪里？

《日熄》的整个故事建构于一场集体梦游之中，“在梦游的世界里，整个国家机器都失灵了，人们也开始偷抢打杀；甚至梦游中的人们以为回到明朝，追随李自成后裔，扮起农民军闯王起事兵变的戏码……”

蒙田开创了一项观察自我、观察内在的文学传统。他记录自己的生活、听闻的轶事、所感所思，当他的人生如水流过，他的想法也在不停变化，二十年足以造成《随笔集》多处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他的作品是不断流动的。

此作真实再现了早年香港居住环境的实况，真可谓一幅“居不易”的连环风情画。

我觉得在“说明”方面，《不可言说》算是相当的敬业；可是在“展示”上，却只能勉强及格。解释得太满，太精确，没有给读者留下足够的诠释空间。

奈保尔曾在英国西南部的威尔特郡的城镇埃姆斯伯里租下一间木屋，除了偶尔出门旅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庄园里度过的。庄园在一个河谷中，奈保尔散步时会看到巨石阵。奈保尔描写了很多他在散步时所看到的景色，还有庄园里人的生活和死亡。离开故乡和抵达梦想的国度所带来的改变和意义永远让人为之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