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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说书可被视为一种带有晚期社会主义特质的准宗教资源，在城乡断裂的背景下回应了地方社会和村民群体的需求。

如今的博物馆实践在充满机遇历史时刻，也经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文化全球化的焦虑感，因为它要求我们随时主动面对文化差异、旨趣差异带来的无法解决的摩擦、分裂和不可通约性。

过去西藏绘画一直强调要表现的是“所知”而非“所见”，因为唐卡从来不是单纯的艺术品，而是具有实际用途的宗教用品。它有装饰作用，所采用的绘画语言则绝对是平面式的。可如同所有其他绘画一样，到了20世纪初，西藏绘画受到摄影的影响，开始再一轮地讨论唐卡的性质和意义。

死亡及其不可避免性是存在于中世纪人心灵后景和集体意识中的重要事件。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临终四事”（Four Last Things）——去世、审判、天堂、地狱——的持续关注深刻地影响了英国中世纪节日历法、宗教仪式、建筑空间、绘画雕刻的发展，并渗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在书中纵论了在极权体制下，艺术是如何被扼杀至死的。他深入讨论了东欧艺术与出版审查制度，剖析了这种制度的运行模式。

东山魁夷是一个凝视内心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凝视自己的旅行者。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东方式的精神漫游者的姿态，有着古代游侠的超然气度，也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按本雅明的话来说，他是以不合流俗的精神，游荡于社会的边缘，表现出对建制、对物化社会的藐视，于自我的放逐中保持真我个性。

为什么德国人总是把一个乐团和国家身份认同联系在了一起？除了柏林爱乐不再纯粹德国化、（至少在表面上）去精英化，我们是不是同样在见证古典音乐本身全方位的痛苦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