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之兴，始于宋代，但年谱长编体裁之采用，当不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1932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刊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征求党内外人士签注异议，补充遗漏，收集后用油印印存会中，此为年谱长编体裁之发端。

当年麦哲伦船队登陆菲律宾，终于确认了环球的成功。菲律宾是实践层面证明地球是个“球”的第一站，正像这个故事的隐喻一样，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也像是我们这个地球全球化的一个特殊标本。

一百年前的闭塞的交通条件下， “单一民族国家” 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单一民族国家” 原则帮助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国界，制造了捷克、波兰之类的新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 “单一民族国家” 已经不可能实现。所有主要国家，包括日本，都日益依赖外来劳动力和专才，甚至需要容纳难民。

因自己的研究计划需要，仍在阅读一些新教宣教历史、基督教与全球化的文献和书籍。多开辟了一个方向，是关于新媒体时代新闻伦理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发现这是个非常有趣、但缺乏实证学术研究的领域。

欧洲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熊彼特认为：两者之间重要的差别就是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关系。一个税收国家只要能够保证人们自利的动机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不是依靠其他的动力，就能够避免和摆脱危机。相反，一旦国家依靠其他的方式作为发展的动力而抑制人的创造力那么很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危机。

中美目前贸易战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并非贸易本身，而是两个国家对于经济与技术支配地位的潜在竞争。这一竞争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蔽，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是从特朗普总统才开始，也不会随他离任而结束。

诗是可以被翻译的吗？以及当在阅读一首古诗时，我们可以选择进入的方式究竟有哪些。也许这本书里没有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但足以引发长久的思索。

作者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说了宗教的错话，但却不能回答宗教凭什么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顽强真实的事实。而宗教既然存在，单纯说它一无是处，甚至有意无意地暗示信宗教的仿佛都是蠢人，这无疑也是一种观念霸权甚至神经病。

作品的标题叫做《剩余的时间》，我们所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身处“剩余的时间”中的阿甘本，一个“剩余”的阿甘本。只有在自身的剩余性获得表征的时刻，他的论述才真正获得其独特性。这样说，唯有被纳入一个去独特化的自我重复的系统之中，他的独特性才能得到彻底彰显。

也许这本书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早已不是问题的年代算是一个小小的窗口，既可以作为学生的入门书，让他们大致了解黑格尔哲学的粗糙轮廓，也可以作为研究指南，让汉语学人管中窥豹，从中瞥见英语学界黑格尔研究状况之一斑。

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人物的著作，不如说这是一本读书笔记更贴切；是为了读懂、读明白、读透彻《史迪威文件》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而扑入史料之海中游泳八年多的心得。

人生首先应该要生活，活在真实的生活中，活出一种姿彩一种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文学，文学就是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对人生的经验加以总结，作出思考，所以文学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反而应该是非常“世俗”的一个人。

子淳兄和刘小枫先生都非常重视现代性已经出现和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但是，他强调上帝启示恩典的垂直维度，而刘小枫先生则强调永恒自然秩序和具体灵魂差等的平面维度。在我看来，这里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在中西之辩之背后更为根本与关键的古今之辩，更是在神人关系视域下对垂直维度与平面维度、以及恩典与自然之间关系迥然不同的立场与理解。

刘小枫从古典主义到“国父论”，是有其必然性的，所谓的古典主义只是一种权力策略而已，在实际的权力现实中，它只是一种权谋论。虚无主义是个变形魔方，在它的变形中，它把一切都卷入其中。同时，它的各种变形也是它的各种乔装，以各种面目出来引诱人们，然后将他们吞噬。虚无

百年中国的历史，既是苦难的历史，又是革命的历史。认清这一段历史，不仅让中国人不忘国耻，还能忆苦思甜，珍惜来之不易的今日幸福。因此，不断温习中国近代史，实在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让人知道中国历史的必然，还可以戳破那些浅薄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民主迷梦，防止这些傻蛋被稀里糊涂的“和平演变”了。要知道，即使今日的现实并不能让人满意，但比之百年之前的中国，简直是天上人间了。就此之故，懂得感恩，不忘“国父”，也是应然之理了。

小岛论述的特点在于将近代中国革命放置于自商周以来的绵长的中国史视野中来考察，其强调的是“革命”这一事业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条延续性的脉络，是如何接续于清末民初以来的革命，尤其是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我们一直将《格列佛游记》看作是一本童书，是完全搞错了。小孩子怎么懂得大人国、巨人国、飞岛以及“慧骃”国背后的讽刺？斯威夫特对于党派政治、宗教战争王室政治以及贵族们的讽刺，对于人性的讽刺，小孩子怎么可能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