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时代症结的答案，并与自己所欣赏的人物达成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共鸣。他确实十分努力，并期许把梁启超的传记视作“转型之作”。只是转型总需要一些阵痛，在阅读《青年变革者》这本书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梁启超形象，和一个在写作中挣扎的许知远。

对事实的讲述和认定或许会有争议，但那也是现在先了解、核对事实的基础上，并且是用学术的、严肃的方式加以指出和纠正，而不是一上来胡说乱说，还要披上“推理分析”的外衣。

尽管德国已迈入“超高龄社会”，但德国老人生活现状与香港高龄人群画像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与香港不同的是，德国早在20年多前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老龄化的问题。

这本书所引发的公共讨论，也是一场针对女性发声的公共事件，我想要用我的行动来说明这一点，当女性在遭遇到不公正、暴力和侵犯时，尽管我们会面对更多的阻力、压力和黑暗，压制我们的声音，让我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是，这才是我们努力要坚定无所畏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动力。我不想说是由我个人来代表谁发出声音，相反，我认为，在当下，每一位女性都要勇敢坚定地发出声音，维护自己的尊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点应当不分种族、地位、信仰、阶级等等，而我只是她们中的一位。

但契诃夫不一样，他把舞台拆了，用一种絮叨的，枕边人似的，低低的语调讲诉他们的苦恼，既不浓烈，也不寡淡，有一种天赋的分寸感。

耐着性子看“牛天赐”，没几分钟就感觉，“老舍又回来了”，或者说“这才是老舍”。老舍一写市井人物，顿时笔下生风，犹如神助。那么顺畅，那么流利，那么俏皮。每个人物都那么玲珑有致，似乎随时会从扁平的书页里蹦出来。

某台机器，或者某个“天网”，究竟在哪个时刻可以获得自由意志，我们无法预测，或者也许现在它们已经获得了我们也并不知道。但是现在一个难以被人类消灭，并且已经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建立一种秩序的机器网络，已经出现了。

本书细致研究了中国未登记基督教教会（家庭教会）的复杂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西关系、魅力型领袖、快速城市化等现象的观察分析，让这本书成为一本呈现近期中国历史的社会、宗教、政治、经济和外交现实的宝库。

年谱之兴，始于宋代，但年谱长编体裁之采用，当不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1932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刊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征求党内外人士签注异议，补充遗漏，收集后用油印印存会中，此为年谱长编体裁之发端。

当年麦哲伦船队登陆菲律宾，终于确认了环球的成功。菲律宾是实践层面证明地球是个“球”的第一站，正像这个故事的隐喻一样，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也像是我们这个地球全球化的一个特殊标本。

一百年前的闭塞的交通条件下， “单一民族国家” 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单一民族国家” 原则帮助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国界，制造了捷克、波兰之类的新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 “单一民族国家” 已经不可能实现。所有主要国家，包括日本，都日益依赖外来劳动力和专才，甚至需要容纳难民。

因自己的研究计划需要，仍在阅读一些新教宣教历史、基督教与全球化的文献和书籍。多开辟了一个方向，是关于新媒体时代新闻伦理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发现这是个非常有趣、但缺乏实证学术研究的领域。

欧洲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熊彼特认为：两者之间重要的差别就是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关系。一个税收国家只要能够保证人们自利的动机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不是依靠其他的动力，就能够避免和摆脱危机。相反，一旦国家依靠其他的方式作为发展的动力而抑制人的创造力那么很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危机。

中美目前贸易战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并非贸易本身，而是两个国家对于经济与技术支配地位的潜在竞争。这一竞争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蔽，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是从特朗普总统才开始，也不会随他离任而结束。

诗是可以被翻译的吗？以及当在阅读一首古诗时，我们可以选择进入的方式究竟有哪些。也许这本书里没有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但足以引发长久的思索。

作者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说了宗教的错话，但却不能回答宗教凭什么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顽强真实的事实。而宗教既然存在，单纯说它一无是处，甚至有意无意地暗示信宗教的仿佛都是蠢人，这无疑也是一种观念霸权甚至神经病。

作品的标题叫做《剩余的时间》，我们所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身处“剩余的时间”中的阿甘本，一个“剩余”的阿甘本。只有在自身的剩余性获得表征的时刻，他的论述才真正获得其独特性。这样说，唯有被纳入一个去独特化的自我重复的系统之中，他的独特性才能得到彻底彰显。

也许这本书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早已不是问题的年代算是一个小小的窗口，既可以作为学生的入门书，让他们大致了解黑格尔哲学的粗糙轮廓，也可以作为研究指南，让汉语学人管中窥豹，从中瞥见英语学界黑格尔研究状况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