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的书名来自于画家基里科的同名画作…画中有一个码头，有两个穿得严实的人，其中一个也许是刚刚到达的人。奈保尔说这幅景象荒凉而神秘，传达了抵达的神秘。那两个人从哪里来？他们身处何方，又将去往哪里？

在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拍摄的十余万张胶片中，李振盛捕捉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最北边的省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内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作为国营报纸的官方摄影师，李振盛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遵命摄影，但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眼光的年轻人，他也捕捉到一些十分复杂的镜头：他准确地拍摄到人的悲剧和人性的弱点，不仅为他的同辈而且也为后代创造了永久的遗产。

2010年美国的住房，相较1940年，除了有wifi，有更酷的电子通讯和娱乐设备之外，并没有显著的进步。而且，由于贫富分化，未来的美国居民生活水平很可能不进反退。

《日熄》的整个故事建构于一场集体梦游之中，“在梦游的世界里，整个国家机器都失灵了，人们也开始偷抢打杀；甚至梦游中的人们以为回到明朝，追随李自成后裔，扮起农民军闯王起事兵变的戏码……”

究竟如何看待俄国命运，林贤治在《巴金传》中指出，与一些学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是热血青年巴金，他有良知、卓越而坚定。

在美国的图书馆里，童书架上单独有一个标签是Sibling Rivalry的类别，就是引导多娃家庭中哥姐妹弟怎样相处的书籍。随着二娃家庭越来越普遍，中文世界也需要此类资源，因此介绍几本关于这个主题的有趣童书。

蒙田开创了一项观察自我、观察内在的文学传统。他记录自己的生活、听闻的轶事、所感所思，当他的人生如水流过，他的想法也在不停变化，二十年足以造成《随笔集》多处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他的作品是不断流动的。

如不改造政治生态，决策的科学性就无从提升。政治精英们只知道信息流量过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殊不知，信息流量过小同样会危害社会稳定与发展。

作者在延安乡村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考察，她的香港身份让她的研究遇到不少困难，同时促使她跳出某些思维定式和意识形态禁锢，以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并且开启了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等跨学科的对话的可能。

此作真实再现了早年香港居住环境的实况，真可谓一幅“居不易”的连环风情画。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坊间流传着关于中国的笑话：中国人喜欢合作，常常表示合作会是“双赢”（win-win），但通常这种情况下，中国会赢两次（win twice）。

在马克·里拉笔下，对导致“大分离”之首功者的霍布斯之思想中的政治与神学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政教分离原则和政治与神学分离间的异同着墨不多，故而会影响里拉“大分离”的立论。

尽管在灾难中，日本政府的救援机制有些滞后，甚至出现政府不作为，但大多数日本人选择“就继续这样过吧”的态度，大多数日本人尊重日本政府、政客的决定，即使他们不喜欢，也不会采取很极端的举动，而只有很少数的愤怒的遇难者的家长在抗争、寻求真相。

在失落后才意识到珍贵的友谊，再次被找回来，是多么大的欢喜呢。

我觉得在“说明”方面，《不可言说》算是相当的敬业；可是在“展示”上，却只能勉强及格。解释得太满，太精确，没有给读者留下足够的诠释空间。

诺斯等人曾提出一个概念――“双重平衡理论”也就是：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要么都倾向于开放，要么倾向于限制进入。意味着在经济或政治体系中，如果其中某一个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革，那么另一个体系也不会发生持续的根本变革。

张春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就是这么一本在我看来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9月，这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发生了激烈的争夺，张春桥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并被监禁，这书成了政府中极左翼力量最后的理论绝唱。

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像植物，或者确切说像一棵苹果树：它根植在一处贫瘠的山区，慢慢汲取养分，生根，发芽，开花，然后结出饱满美丽的果实。一年又一年，结实、沉默，又生气勃勃地生长着。

巴特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神学生存和思想道路，并以如下话语总结其中精髓：“作为神学家，也作为政治家，我最后想说的话语，不是比如‘恩典’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名字：耶稣基督。他是恩典，而且，他是最后者，在世界、教会、以及神学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