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江湖与武侠的因子，所以武侠小说才得以深入人心。上至政治巨头，下至监牢囚犯，人人爱看武侠小说。这种因子促成了武侠小说的流传，但这种流传反过来却也重构了文化中的相关因子。最近金庸去世以后，很多人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何在西方世界没有流行起来。很简单，江湖还在我们身边。每个人还可以告别体制，身处江湖。而西方世界，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体验。

1944年1月底，在给挚友的信中，朋霍费尔再次将内心世界表白：所有与人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都嘎然终断，那么在焦虑过后，就会发现生命其实掌握在一双更结实、更强壮的手中。对你以及对我们来说，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首要任务，应该就是把彼此交托在那一双手中……不论我们曾经有任何软弱、错误以及罪过，一切完全在上帝的掌握中。

庇护的失足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灵性的疾病。将活的信仰扭曲和固化为意识形态，正是此疾病的症候。信仰的真实不依赖它反抗的事物，而在其爱的对象。一旦信仰专注于对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并视之为绝对的恶，信仰就会被反抗的对象所定义，自身也扭曲为一种意识形态。

《主要流派》在马克思丰富多样，时而又不乏矛盾的思想中抓住了一条“主线”，那就是人对克服自我异化的呼唤与渴望。这一异化的根源是伴随劳动分工而产生的一整套私有产权体系及其上层建筑。

正如一首古老的爱的颂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首爱之颂，多用否定式而非肯定式来表达何为爱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仿佛告诉我们：“爱”并非易事，“爱”否定了一系列的事情，才成为“爱”。

金庸本人涉入政治的程度是比较深的，对政治场中的人情世故的领悟力也强。要不然，作为小说家固然可以虚构出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但却很难写出细节那么致密、信息量那么大的文本片段。我很确定，他写这个片段的用意，是要藉以表现政治场中斗争的具体过程，而不是要让读者过过眼瘾看顶尖高手扎堆比武。

“ 他彻底远离了所有不必要的事情,从社会中抺去自己的身影,只把精力集中在研究问题上。这种纯洁的心使他得以度过7年漫长的研究岁月,也令他拒绝领奖。当我们评论某个人所取得的成就时, 纯洁的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数学、艺术、科学等领域,一旦产生堕落的念头,那你就已经走在了失败的道路上。 ”

沙特的分尸，是连掩饰的“文雅”也不要了。这个意义上，他们需要向东方大国学习。但是东方大国，依然容不下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样的文章，比起一百多年前的普鲁士都不如。如何对待记者，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而司法，是测量这个表征的中位数。不屑用司法手段对待记者，那只能说连文明的平均程度也没有达到。

八十年代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家访福建诗人舒婷曾被传为美谈，殊不知早在一九五零年初夏，中共主席毛泽东就携罗瑞卿等高干去北京颐和园登山看望丁玲一家，累得一身是汗。男主人陈明急得赶紧找人买西瓜。丁玲晚年忆及她与毛泽东的友谊时称，“无论毛怎样对待我，我对他仍一往情深”。

《通往阿斯兰的国度》是马丽和李晋精心绘制的一幅纳尼亚王国的旅行地图，它为旅行者提供指导而非直接的经验，仅循地图前行将会错失许多风景，但身携地图必定有助于旅行。这幅地图不仅标示出主要景点，更重要的是它引领旅行者不迷失于词语的丛林，使他们驻留真正的纳尼亚王国，并看见无与伦比的阿斯兰。

“东南亚”这个词汇，也许可以启示对“亚裔美国人”的认识，形成于1960年代的后者内部包含着超过20个族群。平等，在亚裔美国人内部和相对于白人、非裔、拉丁裔等他者时分别意味着什么，这个词汇本身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动态的。安德森的经历始终在强调：对于世界，我们不应该只有单一的认识框架。

从社群或社会的层次来评价，自杀攻击/恐攻是否得逞，在于不同文化脉络对于牺牲生命的价值定义。如果所属的文化群体高度评价集体主义，认为牺牲自己“小我”的生命能够彰显某种荣誉感、促进群体“大我”的更高福祉，那么自杀攻击/恐攻在不同的时机就会被发动与运用。

在一般人看来，气候变化与经济变化似乎是两个极不相同的领域。但在专业研究者看来，它们背后的经济机制却有相通之处，两者的逻辑并无二致。委员会同时颁奖给两人，一是因两位经济学家从不盲从跟风，多年来坚持不懈地研究大问题，确有大师风范；二则也是希望学界及大众能对这些全球性、根本性的宏观经济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这个世代的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情感，相较于他们的兄长辈和父亲辈，可能更与他们的爷爷辈接近。

在美国的儿童图书馆里，这类书目通常包括以下主题：疾病、死亡、新生、领养、离异、搬家、如厕、入学、入睡、情绪认知、行为礼仪等。或许是因为这类话题不容易诠释，相比较其他图书，此类图书的数量有限。笔者从中甄选了以下几部可读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绘本，供家长和小朋友们阅读、参考。

时至今日，美国的外交政策仍旧延续着凯南“遏制战略”的路径，试图塑造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然而却与凯南有着很大的不同，当下的政治战略不再被不同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价值所塑造，更多占据主导的成为资本和利益，即便是最近传播广泛，被人追捧的彭斯的演讲，让人遗憾的是也已经失去凯南视野中那种对于两种不同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的洞察，转而只是一些现象的描述；

陕北说书可被视为一种带有晚期社会主义特质的准宗教资源，在城乡断裂的背景下回应了地方社会和村民群体的需求。

我订阅的一个公众号，推出“120年前的今天”系列，9月份开始每天更新一段，介绍谭嗣同在当天的工作和行动。于是，我每天都能感受到谭嗣同工作的艰难，而又因为预先知道结局，更增添一丝悲壮感。9月21日终究来了，谭嗣同推辞掉无数人的搭救，错过了长达三天的“逃生窗口”，终于被捕收监。

这个故事有一种成年人读的故事的紧张感，分析得太多其实容易无趣。分离总是苦，爱而不见，性命都可以折堕。我无法跟三岁的女儿讲述这种情绪。

昂山素季是后资本主义和西方欲望投射的产物，并不是对普遍的人的价值和尊严进行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