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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百年浮沉与无政府主义解毒剂

月十九日是不少中国人特殊的纪念日。前苏联执政七十年,号称有几千万党员,庞然大物一夜之间垮了!这是中国领袖邓小平九二年南巡时的惊呼,这位改革总设计师还承认,红色苏联垮台令他夜不能寐,他说,成千上万老百姓在苏共中央大厦前自动聚集,当中央工作人员撤出大楼时,伴随他们的是什么呢?是“老百姓的口水和垃圾”!其实,对前苏联命运更关心的,是千万中国百姓,他们难忘“苏联今天就是中国明天”的口号,曾是何等激动人心!时至反修年代,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更是萦绕许多痛苦民众的心头之问。

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普通百姓,急切关注俄罗斯目光的背后,乃是响彻神州大地的世纪追问:中国向何处去?面对这一追问,广州学者林贤治的近作、学术专著《巴金:浮沉一百年》作出了精彩回答。该书近七百页,于前不久落幕的二零一八年“香港书展”现身,没引起年青一代特别注意,有人生阅历的中年读者才为之驻足与翻阅,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想到,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书。它深刻、厚重,既别开生面,也文采虔然;它“借巴金杯酒,浇中国块垒”,值得各层次的读者细看,一看再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家克罗齐此说问世时掷地有声,但也很快沦为时髦口头禅,不少平庸学者对当代大事雾里看花、随波逐流,陷入尴尬也若无其事。比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些知识人无原则地赞扬,或无评鉴地攻击;一九九一年前苏联突然垮台,他们讶异、目瞪口呆,又不负责地轻率剖析原因。究竟如何看待俄国命运,林贤治在《巴金传》中指出,与一些学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是热血青年巴金,他有良知、卓越而坚定。

一方面,巴金高度评价十月革命,指俄国这场暴动是对压迫与惨祸的反抗,是民众争取自由与正义的热望,是建立新生活方式的志向,要废除一切使人沦为奴隶、受到压迫的恶行,要寻求自由、平等和博爱;俄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大事,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大事业。而另一方面,巴金又极其难能可贵地指出,俄共一旦胜利,就开始阻止革命发展,用尽全力夺取政权,把一切事务掌握手中,专由他们来解决;只要是党的计划,就必须实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最初压制有产阶级,党的势力一天天增加,民众权利和自由一天天减少;获民众拥护,却摧残民众、背叛民众,这种现象历史上并不鲜见。“在巴金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走上背叛人民的道路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巴金严肃批评,他认为急进、激烈的政治革命,并不能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既要革命,又极力立张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大矛盾。这矛盾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致命打击,得不到工人阶级的信任,也不能帮助工人阶级。巴金也没放过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认为他是断送俄国革命的罪人。

巴金多么“幸运”!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九九一年的前苏联变天,两场世界级风暴发生在同一个百年,两者更属于同一宗历史事件,即这次红色革命的头与尾,而巴金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全过程的见证者、评论者、受难者及最终的胜利者。历史证明了巴金眼光的精准与独到,他“笑到了最后,也笑得最好”。只是今天青年不明白,更无从了解,巴金的笑是泣血的无奈之笑,是曾经的狂歌当哭。

在崇尚红色经典的新中国,对俄罗斯和十月革命只能热爱,不能痛心,更不能批评,新一代人尚能想像和理解。但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尤其在大批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意识中,不得对红色苏联说三道四,太匪夷所思,而当年巴金正由此遭受排斥与抵制。事实上,控诉封建势力,抗议资本剥削,巴金的言论与信念绝不输于任何左翼作家,但他也批评“至高无上”的列宁,即被视为另类与异己,或干脆是反革命。唯有左翼作家主将的鲁迅力排众议,坚称巴金是优秀、进步的作家。

鲁迅珍爱巴金,是惺惺相惜?巴金敬重鲁迅,是知遇之谊?不,是无政府主义把二人维系在一起。巴金性格内向而执着,一旦信奉了“主义”,只要认为正确,就从一而终地坚持下去。他肯定俄国革命的正义性、但反对列宁的专制,皆出自他的无政府主义理念。鲁迅不也有“无政府”倾向吗?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相信无政府主义。更有甚者,李大钊、瞿秋白、彭澎和周恩来等知名共产党人早前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最不能忽视的是青年毛泽东,他喊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强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无损领袖与政治家们的光辉形象,而巴金却被左翼作家视为大逆不道,国民党视他为十恶不赦,无非他是无权无势的一介平民,是无党无派的普通文人。政治有色镜、舆论晴雨表何其势利而无聊!

但有一个历史细节无法绕过。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接见巴金时说,“奇怪,别人说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回答,“是的。听说你从前也是 ”。毛泽东可能故作惊讶而问,也可能确实不知对方为该信仰撰写过大量文字。巴金则提醒面前的政治大人物不要忘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本”。此时,巴金仍怀有坚守信仰的勇气和底气。四年后,中共赢得三大战役胜利,新中国旋即成立,巴金对坚守信仰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是职业作家与出版人,是三口之家及大群亲友的经济支柱,面对生存压力,他不能不诚惶诚恐。无政府主义成了“心头大患”,政治心魔开始折磨他,而他只能战战兢兢、退让和作揖。

新中国成立前夕,追随中共的众多红色作家、急于洗心革面的旧文人都曾以为,反苏、反共、反列宁的无政府主义“顽固派”巴金将受到无情打击,却没想到他反倒成了最受新政权厚待的知识分子,只差没有被接纳加入中共,如此尊荣、殊荣令各色文化人大为钦羡。何况反右运动前及六二年短暂“宽松”期,巴金都有过各种“大胆犯上”的言论,但当政者熟视无睹,仍对他“爱惜有加”。改革开放后至离世前,巴金不仅重获当局厚待,“荣衔”更升至副国级。在巴金故乡四川,当局甚至为他树起两米高的纪念铜像。

巴金的命运和遭遇大可称为当代中国之谜,但谜底究竟何为?是鲁迅对他“优秀”、“进步”的嘉许?是毛泽东四五年接见巴金时,双方对早年信仰的体认?这些理由只能猜测,而无法证实。但有一线索或可追踪,那就是,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坚守,祖国与历史因而尊重、感激他。不过,无政府主义远不是“终极”真理,它自身含有可怕不足。早年的无政府主义者、晚年的文革英明领袖毛泽东一再倡导无法无天、造反有理和先破后立,已无法得到历史同情及后人谅解。巴金文革中作为“反共老手”惨遭各种凌辱和揪斗,他的爱妻、儿女的慈母萧珊于派出所民警在场的情况下,险些被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打瞎眼睛,也是无政府主义遗毒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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