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新知

武侠的历史与政治

吴志丽/文
王立秋/译

Jeannette Ng,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Wuxia”, Tor.com, Tue Jun 29, 2021, https://www.tor.com/2021/06/29/the-history-and-politics-of-wuxia/。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做其他特别是商业用途。文章内容不代表译者观点。译文稍有改动。

董卓迁都,《三国演义》

我最早是在八岁左右的时候爱上武侠的。我还记得,我会拿着亮黄色的玩具扫把到处跑,把它当剑舞,叫一只张牙舞爪的毛绒玩具老虎师傅,假装淋浴间是瀑布,下面藏着宇宙的秘密。我会踮着脚跑,因为那更像是我会飞——或者说会“轻功”,按我后来喜欢的译法就是,轻盈的艺术。

但甚至在那之前,我就很熟悉这个类型了;我在香港长大,而武侠的许多习语,已经融入了那里的日常语言。我的亲戚都打麻将。和讨论体育运动一样,在讨论这些娱乐活动的时候,大家也会大量借用武林用语。在每个星期天结束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打得怎么样。在请教家庭菜谱的时候,有人会开玩笑说,他们得当这个或那个姑妈的徒弟。后来,各种学习指南和夹带的小抄也会自诩武功秘籍。在被用来形容为考试而进行的填鸭式用功的时候,闭关修炼和走火入魔这样的习语也有了新的意思。

总而言之,我真的喜欢武侠。

“武侠”,字面意思就是“会武功的英雄”,它是这样一种类型:它写的,是在一个既与中华帝国的历史平行,又在其阴影下的世界中生活的武艺高强的英雄。

武侠英雄的原型,是一个在江湖中走出自己的路,只忠于自己的荣誉守则的人。这些英雄不可避免地陷入个人的复仇和家族的阴谋,哪怕他们渴望自由,追求更高的武艺。这些故事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比武大会,竹林决斗和禁忌的爱。

人们经常拿中世纪传奇小说中的骑士游侠来和武侠比较,许多旧的翻译,也喜欢使用骑士的词汇。显然,武侠和美国西部,特别是在偏远小镇冒险,追求任何时候都难以捉摸的自由的亡命徒也有可比之处。

从这些以自由、忠诚和正义为主题,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同时代的政治脱离的普世角度来思考武侠是容易的。毕竟,它们讲的,是在常规的权力等级制度之外的法外之徒和流民的故事。在自由、忠诚和正义这些宽泛的主题上,它们当然也有很多话要说。

但武侠也是一个屡屡遭禁的类型。它一直在多变的审查下发展,并且它的核心,一直是一种混合了怀旧和侨民渴望的,不受管制的文化和民族自豪。绝大多数经典武侠文本,不是在中国过着舒适生活的中国作家写的,而是在巨大的政治动荡中、后离开中国的侨民做的梦。

所有这一切想说的是,武侠世界从根本上和它力图拒绝的权力的等级制度绑在一起。就像超级英雄不止关乎愚蠢的名字、三角恋和普世的正义理想一样,武侠也扎根于它被创作时的具体时空。

一般认为,杜光庭(850-933)的《虬髯客传》是最早的武侠小说。它历数了书名中的虬髯客的冒险,后者与红拂和李靖这对恋人并称风尘三侠。但它讲的,不只是超自然的冒险;他们帮助李世民建立了唐朝(618-906)。抛开非凡的武艺和角色看似古怪的头衔不说,建立王朝这个活动,不可避免地是政治的。《虬髯客传》的轴心,是红拂的识人能力,她觉察到李靖是真正的大丈夫,于是放弃了以往的忠诚,心系李靖和及其建立一个更好的帝国的愿景。更别提杜光庭写作《虬髯客》和他的许多其他作品的时代背景了:当时,在叛军劫掠首都,把他的书付之一炬后,他正在和唐帝国的宫廷一起在南方流亡。据此,不难看出,杜光庭是在以古喻今,把过去变成一个能让自己产生共鸣的神话,也许,他也做出了关于忠诚和遗产,关于应该和哪个宫廷或皇帝待在一起的决定,并对自己提出了大唐会不会(像他自己,像一个道士预言的那样)再次崛起的问题。

其他经常被引作现代武侠类型之先例的文本还有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样的十四世纪的古典名作。《三国演义》说的也是开朝之事,它给中国人留下了一句如今无处不在的引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王朝的革命者、叛乱者和种族

帝制中国哪个时代都没有“言论自由”,但清王朝(1644-1911)下的文字狱特别血腥、严格。满族精英压制虚构作品中显露的一切革命情绪,无论这个情绪表达得多么地隐晦。反过来,人们也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写作,他们把那个不满升华为怀念汉族统治时代的历史虚构作品。过去的游侠被重塑为弃民精英,他们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同时又因为习道而优越于主流社会。

之前的准-历史史诗和超自然故事充满了鬼神,而晚清的武侠,则开始摆脱这些存在,反过来,把自己扎根于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道士修行只会变强,不会成仙。在《三侠五义》后来的一系列翻版中,编者删去了文本的年代错落和超自然之处。

这个由秘密会社、外来宗教、争斗的商人和正义的武林帮派构成的平行世界,后来被称为江湖,字面意思即“江与湖”。这个比喻首见于道家哲学家庄子,他用江湖来描述一个超然于残酷的宫廷政治、事业雄心甚至人的各种依恋的乌托邦空间。这启发了后来几代追求隐逸之美的文人,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江湖,也和明王朝(1368-1644)的主要商路,水道有关。对日益壮大的商业阶级来说,江湖指的,是满载货物与贡品的驳船穿行的真的河流与运河,是繁荣的长江三角洲的别称。

这些可能的思想谱系混在一起,形成了今天无数虚构作品中所谓的江湖,即,准历史的,冒险的梦幻时代。但江湖还有另一面。在《无国之民:中国武术史与后殖民史》(Stateless Subjects: Chinese Martial Arts History and Postcolonial History)中,刘奕德(Petrus Liu)把江湖译作“没有国家的”,这种译法进一步强调了英雄和治理机器的相互拒斥。因此,江湖是一个拒绝听从认可神圣的德性与理性的国家的命令,拒绝顺从通过氏族与共同体创造出来的自我的感觉的世界。

武侠这个类型的名称来自日语,当时,一种受武士道启发的,以武为焦点的,名为bukyō(“武侠”)的虚构类型正在日语中蓬勃发展。梁启超——当时他因为政治原因在日本流亡,期间写作了许多小册子——为再度唤醒他眼中汉族中国沉睡的、被遗忘的尚武精神而把这个词引入中文。在其政治作品中,梁启超以明治时期日本(及其后来在对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为灵感,力图以类似的方式,恢复汉族身为凌驾于在亚洲定居的一百个不同种族之上的“大陆主族”的种族与文化自豪。

武侠从根本上说扎根于这些关于种族与文化自豪的幻想。梁启超的汉族例外论回应的,是对满族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屈从,是从武的角度,对中国是“亚洲病夫”的种族主义修辞的反驳。但它依然不可否定地是围绕黄帝后裔为中心建立的族群-民族主义,它认为,皇帝后人应该再次征服这片大陆,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现代西方的幻想骨子里是对一个田园风光的、前现代的欧洲的怀旧那样,我们也可以把武侠看作华夏中心霸权的戏剧化表达,在这出戏剧中,习道能带来力量,忠诚的英雄永远在和总是野蛮、总在入侵的他者。

侨民的梦

金庸依然是中文中武侠这个类型的代名词,而他给武侠留下的深刻印记,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他的《射雕三部曲》是在1957-63年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讲的是在动荡的十二到十三世纪三代英雄的故事。《射雕英雄传》讲的是一对结义兄弟的故事,他们一个忠诚而正义,另一个则聪明而奸诈。他们的友谊随后者恶堕,伙同金帝国(1115-1234)征服自己的故土而恶化。《神雕侠侣》继续讲这两个兄弟的孩子的故事,他们在蒙古南征时期又重复、弥补了父辈的错。《倚天屠龙记》则讲述了武林争夺两把无可匹敌的武器的内斗,在此过程中,主角张无忌领导秘密会社推翻了元王朝(1271-1368)。

就是在这里上,关于金庸的英文文章开始拿他来和托尔金比较。考虑到它们都创作出严重依赖古代文学形式的极其流行、影响力极大的传奇作品,这样的比较也并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围绕他们发展出整个作品类型,并且,甚至对他们的作品的颠覆本身也变成了经典。金庸奠定了武侠类型的现代习俗,包括怎样一招一式地想象打斗场景,武功秘籍,和陷阱重重的墓穴等等。

不过,和托尔金不一样,金庸的作品在今天也依然经常被(甚至是大胆地)改编。比如说,《射雕三部曲》中的每一部,都有九个电视版,并且都出过电子游戏和手机游戏。在金庸还在写作的时候,就有不少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作品(八部电影、九部电视剧)在制作中了。

但金庸的作品也不总受大陆读者待见。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其他武侠作家都遭到了当局的封禁。宏大的武侠史经常忽视这个细节,忽视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武侠这个类型,竟然被转换为当代的中国认同。有时,人们很难想起,武侠这个类型在多大程度上是为这些流亡中的艺术家所创造的。或者,重点就在这里,在香港自己独特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被纳入人民共和国的认同的同时,它的文学遗产,也为后者所吸纳。他的作品也被字面地解读为关于历史上的武术家的故事,被拔去了政治隐喻和尖刻讽喻的毒牙。

金庸的作品是非常政治的。甚至在最肤浅的层面上,他笔下的英雄也与其时代的政治相交,他们会参加革命的秘密会社,会和俄国谈条约,会和野蛮的入侵者斗争。他们置身于一个等级和权力的现实世界。《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和成吉思汗的儿子托雷结义为兄弟,并参加了蒙古对花刺子模的战役。《书剑恩仇录》里的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秘密的异母兄弟。《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既是康熙皇帝最好的朋友,又深度参与了致力于推翻他的秘密会社。甚至《神雕侠侣》里的杨过,最后也参加了和宋帝国残余势力一起抵抗蒙古人的战斗。

但金庸作品的政治性还有更加深刻的层面。他公开批评过文革,在六十年代后期写过批评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文章。除直接的新闻报道外,金庸还编辑和出版过许多记录和剖析文革的作品。

金庸曾说,自己每天都要写一节小说,编一篇反四人帮的文章。因此,在一起流血的时候,《笑傲江湖》里的反派也就有了明显的讽刺色彩,因为这部作品也拒绝愚蠢的个人崇拜。

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庸的小说看起来几乎是一部传统中国文化、其价值及美德的百科全书,它们记录了这个文化对诸多势力的抵抗,后者将使之完全被遗忘。它们用响亮的声音,反驳了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就等于西化的原则。对金庸来说,古老的和传统的是有价值的,我们必须从它们出发,来建设我们的新文学。

放到一起来看,金庸的作品提供了跨越两千年,从东周(公元前771-公元前256年)到清朝(1644-1911)的汉人另类史。他用民间英雄、宫廷流言和阴谋论填充了官方记录留下的神秘缺口。他的文本充满了文学典故和对古代诗词的引用。

他的故事几乎都设定在动荡时代,这时,所谓的“中国”或者说至少是汉人遭到了蛮族入侵和内部腐化的威胁;这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把普通男女变成的英雄。金庸带着一种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说不曾存在过的地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说不曾有过的过去的深刻渴望——最古老意义上的怀旧,带着它隐含所有痛苦和渴慕和幻想——把这一切化作不朽。

可以说,使金庸的作品对华侨和走出文革的大陆华人来说如此动人的,正是这种渴望,正是这种从干巴巴的历史书中召唤一个真实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的努力。这部另类的历史以戏剧化的方式表达了汉认同的复杂性,在历史上,这个认同一直被威胁、拆解和稀释,但同时,它又带来了希望和血勇。这些故事和读者想的一样简单,也和读者想的一样复杂。

中国帝国主义和汉霸权

如今,大陆是如此地接受金庸的作品,以至于有时人们很难想起,人民共和国曾经封禁过金庸和其他武侠作家。迟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金庸都还被斥为“我们时代的四大俗”(其他三大俗是粤语流行乐的四大天王,成龙和多愁善感的琼瑶小说)。

最近几十年,CCP相当戏剧性地改变了它和过去的关系。审查机器依然非常活跃,但它不再针对武侠这个颓废而封建的类型(虽然也有例外,特别是在共和国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当时所有轻浮的剧都被叫停;但要记住,审查者的意见不总是单一或连贯的)。但更重要的是,党不再从对过去的极端拒绝中汲取力量,相反,它经常彻底地接受、赞美过去。如今,传统主义成了权力合法性的一大支柱,当局用五千年的历史,来为自己的统治正名。政权也在积极倡导所有那些它一度蔑视的迷信和封建哲学。

在权力改变使用历史的方式,用它来激发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恢复了金庸的名义,把他经典化了。可以说,革命的传统主义——金庸在一个历史被破坏的时代保护了历史——使他很容易被平反。金庸的作品既吸引了热爱传统和爱国主题的保守人士,也吸引了喜欢法外英雄的反叛者。

倒不是说,在关于更加抽象或普世的自由或正义感的主题上,这些故事一无是处,而是说,它们在很大程度涉及汉人的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细节。金庸的英雄经常发现自己受到爱国主义的感召,哪怕他们摇摆在复杂或分裂的忠诚之间,他们也必须保卫“中国”——无论这个中国在当时是何种形式——抵御野蛮的、外来的入侵者。而就算他们表现的是保卫民族这样的简单故事,他们也在以戏剧的方式,表现单纯或纯粹中国认同的中断,凸显来自边缘(虽然经常被异域化的)族群和宗教的角色。

金庸的英雄郭靖生是汉人,被蒙古人收养。他最终放弃了对成吉思汗的忠诚,回到他的汉人故土,保卫它,抵抗蒙古的征服。虽然我们可以把金庸对蒙古人的同情和钦佩读作为现代中国建构一种包容的民族主义的尝试,但郭靖以汉族英雄参与对中亚的征服这个剧情,也起到了为现代汉族中国继承帝国和殖民遗产的政治要求正名的作用。

在这点上,《书剑恩仇录》甚至更明显,因为它满足了汉人流行的幻想:康熙不是满族人,而是当年被用来调换满族皇子的那个汉族婴儿。他在小说主人翁陈家洛的逼迫下发誓承认自己的汉人身份并承诺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但当然了,他后来违背誓言,不但征服了汉人,也征服了“维人的土地”。这里,也可以说,这个秘密血统的情节,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清朝的武功归功于汉人的优越,并证明了汉人有权继承前清的殖民地。

《书剑恩仇录》同情地描述了维部。他们高贵、虔诚而桀骜不驯。他们不是需要控制的野人,相反,他们同为抗清的斗士。这指向一种包容性的民族认同,在这种认同中,在满族统治下共享的苦难,把汉人和维人统一到了一起。也可以说,他们的卓越,打乱了纯粹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性的理想。但对不想成为那个民族的一部分的人来说,包容和统一有什么用呢?作为一个饱受被占领之苦的人群,维人是积极地拒绝“中穆”这个标签的。

而且,《书剑恩仇录》中基于香妃传说的喀丝丽这个角色,充满了东方学的刻板印象。陈家洛先是撞见她在河里洗澡,她在情欲和爱情上的唾手可得,和她的故土的唾手可得相似得令人不适。在维人的土地落入皇帝手中,喀丝丽沦为皇帝妃子的时候,她依然忠于她爱的那个汉族英雄,最终自杀以警示陈家洛皇帝的口是心非。征服与帝国的遗产,也因此而被戏剧化为维人公主、汉人反叛者和满人皇帝之间的三角恋。

应该指出的是,陈家洛后来又爱上并娶了另一位维人公主,并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除其他更残酷得多的,意在强迫同化和根除维人认同的政策外,当局还鼓励汉族男人取维族女人为妻。如今在网上还能看到的那些极度令人不快的广告,还在鼓吹维族女人的美貌和唾手可得,就像她们是某个有待征服的东西和地方一样。在读到美丽而痴情的喀丝丽的时候,你很难不想到这些。

我们也可以从金庸的字里行间读出大量的政治讽喻,他本人也在晚年逐渐坦白了这些讽喻。我们可以认为,《射雕三部曲》里一波接一波的北方入侵者是在映现逐渐接管中国的共产主义。韦小宝的平易近人的狡黠可能是在讽刺七十年代物质主义现代性的空心。但事实证明,金庸本人远不如他的书激进,因为在权力交接时期的香港,他站到了保守的反民主阵营一边。

在1994年的一次访谈中,金庸反对那种认为中国一直处在“外族统治”下的想法,相反,他指出,是中国内部的许多族群在轮流决定谁碰巧做主。因此,所有战争都是内战,他也就把自己的小说划到了当前以统一、和谐和同化的名义,以“包容的”民族主义的名义来压迫的政策的一边。

金庸的遗产是复杂的。他的作品,和所有艺术一样,包含许多内容,可以支撑多种看似矛盾的诠释。这也是艺术的美妙之处。但我忍不住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里,他在中国大陆的迅速经典化这件事情本身,明确地展示了,侨民的那些充满渴望的梦,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素材。

结语

我不是来埋葬武侠,而是来赞美武侠的。我想向你们展示一点它的复杂性和历史,和在它的表层下酝酿的各种理想和意识形态。

对我来说,我只是觉得,把武侠看作一种救赎太过于容易了。在一个对我这种长相的人抱敌意的媒体环境中,武侠支持、启发着我。它给了我我觉得自己缺失的那一个部分,治愈了一道深刻的文化伤口。毕竟,好莱坞或更广泛的英语媒体可能不愿意编以亚洲人为主角的故事,但我可以在武侠那里找到一切。美国电视剧不会给我拍五十集两个用眼神互操,结局美满的美男子的故事,但我总会有《陈情令》那样的东西可看。

就是这种险恶的希望感。这个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是在和我的文化根源重新连接,它能滋养我的想法。这么想是安全的。毕竟,它没有被我死命分析的主流英语世界的所有成问题的元素影响。7它是某种不受殖民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影响的绿洲。因此,它不会或者说不可能有白人至上论的污点;它甚至不是白人创造的。

也许,我这样想,无论多么下意识地,只是天真而已。现在,我要把事情挑明了:这么想是荒谬的。汉人至上论就是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它在毁灭文化,使共同体变得空洞,并在积极地杀戮人民。在这种消耗一切、维持屠杀、无处不在的汉人至上论面前,我最起码能做的,是承认在我喜欢的这种愚蠢的小类型里,也有它的痕迹。这看起来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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